張家界市一體化生活污水處理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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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負荷對SBAR運行的影響
好氧顆粒污泥培養成熟后，其對各種污染物均具有較高的去除效能。隨著有機負荷(OLR)的升高，好氧顆粒污泥對有機物的代謝能力和硝化能力基本保持穩定，對TN和TP的去除能力則逐漸增強。這主要是因為有機負荷的升高意味著污水中可利用的碳源增多，為好氧顆粒污泥內部的反硝化細菌和聚磷菌提供了充足的營養物質，使得NO3--N和TP濃度逐步降低。不同有機負荷條件下系統的出水水質穩定，均接近或達到GB 18918—2002的一級A排放標準，表明在水質、水量波動的條件下，好氧顆粒污泥技術可以穩定發揮去除污染物的作用。
溫度對好氧顆粒污泥特性的影響
在不同溫度條件下，好氧顆粒污泥均具有較高的物理強度，顆粒穩定性較好(見圖4)；PN/PS值隨溫度升高而增大，表明EPS內蛋白質類物質含量逐漸升高，而蛋白質類物質的穩定存在是好氧顆粒污泥形成的重要因素。
通過Correl公式計算分析，好氧顆粒污泥強度與PN/PS值的相關性高達0.881 0，證明EPS內高含量的蛋白質類物質是維持好氧顆粒污泥結構穩定的重要因素。

在階段Ⅲ初期，SBAR運行溫度降低至8℃，微生物由于受到低溫的抑制作用，系統出水COD升高到78.3 mg/L，去除率降低至57.3%，由于好氧顆粒污泥始終處于結構穩定狀態，其內部微生物較快適應了低溫環境，對COD的去除能力得到恢復。隨著溫度升高，微生物生長和代謝能力增強，其EPS中蛋白質類物質含量逐漸提高，穩定的顆粒污泥結構使微生物對有機物的去除能力增強，在階段Ⅲ末期，SBAR出水COD濃度持續降低，去除率終穩定在85%左右。溫度的波動對好氧顆粒污泥穩定性及其除污能力的影響較小，證明好氧顆粒污泥技術適于處理分散型農村生活污水。
①約30~35 d，SBAR內絮狀活性污泥實現*顆粒化，絕大部分顆粒粒徑在1.5~2.5 mm之間，成熟的好氧顆粒污泥具有較好的沉降性能（SVI為41.9 mL/g）和較高的生物量（MLSS為5.7 g/L）。
②在絮狀污泥顆粒化過程中，污泥EPS內蛋白質類物質含量提高了5.3倍，PN/PS值由0.54升高到2.64，表明EPS內蛋白質類物質含量的增加是活性污泥顆粒化的重要因素，有利于保持顆粒污泥的穩定性，為好氧顆粒污泥內部的微生物提供了適宜的生長環境。
③在好氧顆粒污泥形成后，SBAR運行趨于穩定，未發生污泥膨脹現象，出水COD、氨氮、總氮和磷酸鹽濃度分別達到30.1、3.8、12.3和0.5 mg/L，對氨氮、總氮和磷酸鹽的去除率分別為90.4%、77.2%和88.4%，出水水質滿足一級A排放標準。
④有機負荷與溫度的變化對好氧顆粒污泥穩定性及其對農村生活污水的處理效能影響較小，好氧顆粒污泥具有較強的適應性和抗沖擊負荷能力，適于處理農村生活污水。
張家界市一體化生活污水處理設備石化行業的工業污水處理場在實際生產運行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剩余污泥和浮渣，經沉降濃縮、機械脫水后，污泥含水率達到85%左右。存在污泥轉移處置量大、處置費用高等問題，采用空心槳葉式污泥干化處理技術，將脫水后污泥含水率由85%左右降低到40%以下，可以有效降低污泥產生量。目前，顆粒污泥QS系統的研究相對較少，現階段研究主要通過信號分子的變化推斷顆粒污泥的形成。但是，對信號分子的激發和調控機制尚不明確。且QS控制特征以AHLs和AI-2這2種信號分子為主，而對其它信號分子的發現和研究仍存在不足。
上述假說雖然對好氧顆粒污泥技術的工程應用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是不能全面客觀的解釋好氧顆粒污泥形成的本質原因。顆粒污泥形成過程復雜，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單一因素理論已經不能解釋顆粒污泥形成的本質。目前對于好氧顆粒污泥的形成，研究多注重于污泥的宏觀性能變化，而缺乏微觀指標中微生物之間的交互作用研究。作為一種微生物間普遍存在的調控方式，信號分子假說中的QS系統能夠更好地揭示好氧顆粒污泥的形成機理。

QS系統以信號分子為媒介，參與微生物的生命、生理活動和種群的構建，在好氧污泥顆粒化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然而，現階段對細菌QS系統的研究大多還局限在體外，信號分子的激發機制與體內調節以及相鄰細菌間的交流規律仍不明確，且研究涉及的菌種數量相當有限。此外，活性污泥系統中信號分子標準檢測方法相對缺乏，限制了QS系統機制的研究。因此，下一步好氧顆粒污泥群體感應研究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建立和完善顆粒污泥系統中QS系統信號分子的檢測方法，進一步拓寬信號分子的研究種類；
2）研究好氧顆粒污泥信號分子的分布規律，加強好氧顆粒污泥種間和種內信號分子的研究；
3）研究好氧顆粒污泥系統中信號分子的激發機制和微生物的信息交流，進一步明確信號分子對微生物群體的調控行為和作用機制；
4）針對廢水類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信號分子假說”的普遍性和適應性仍需要進一步研究。